2019年经济景气与物价形势监测、分析和预测*(6)

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一体化调节体系，不断提高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从根本上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因地制宜制定区域性鼓励消费政策。东部地区的政策重点应落脚于促进消费升级，中西部地区应重点提升经济主体活力，推进网络全覆盖、完善物流体系等；三是坚持房市调控政策不动摇。研究表明，高房价对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应尽快推出有利于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并“因城施策”，明确房产税征收时间及形式，减少房屋交易环节的税费与流动性限定，构建合理、高效的房地产二手房交易市场，解决房地产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四是大力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居民需求旺盛的服务消费领域，特别是养老、医疗、教育等产业，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服务供给；五是建立良好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推动行业或领域建立质量分级工作机制以及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建立和完善消费后评价体系和消费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加快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大对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4.3 深化供给侧改革，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的长期结构性失衡，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改善要素配置和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和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11]。建议加快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费，改善营商环境；继续推进“降成本、补短板”，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模式，获得新动能；积极推动养老、育儿、医疗保健等产业的完善升级，扩大民间资本对养老基金管理和经营的参与；加大托育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提高生育率。

应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战略不动摇，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带动出口升级；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抓手，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大力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和拉美的多边贸易关系，促进出口的多元化发展，并努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快全球贸易链的适应性调整，以便灵活应对各种外部不确定性。

4.4 长短期措施结合以稳定物价

从短期看，本轮物价上涨主要由猪肉价格上涨引起。建议短期内尽快寻找适合的进口源进行替代，以补充巨大的供需缺口；同时注意稳定该段时间内其他食品的价格，如鲜果、鲜菜、牛羊肉等。长期来看，应提高对第一产业的科研投入，鼓励农业机械、生物科技、基因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提高农业应对自然灾害或疫情的能力；加强建立农业生态链，如建设养殖、种植、生产为一体的产业链，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1] 陈磊,孙晨童,王琳琳.2018年经济景气形势监测和预测[J].科技促进发展,2018(11):1016-1025.

[2] 陈磊,孔宪丽.转折点判别与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2007年经济景气形势分析和预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4(6):3-13.

[3] 蔡昉.在新形势下稳定就业的思考与建议[A]//李平.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9中国经济前景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4] 陈磊,孟勇刚,孙晨童.2017~2018年经济景气形势分析与预测[A].//李杨.经济蓝皮书: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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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铁梅,王金明,梁云芳,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9] KIM C J,NELSON C R.The Time-Varying-Parameter Model for Modeling Changing Conditional Variance:The Case of the Lucas Hypothesis[J].Journal of Business&Economic Statistics,1989,7(4):433-440.

[10] 中国政府网.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EB/OL].

[11] 高培勇.站立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定力[A]//李平.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9中国经济前景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在短期与长期性问题叠加，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同时，CPI涨幅却不断上升。经济景气何时能止降回稳？2019年4季度和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否保持在合理区间？CPI的不断攀升是否会形成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从而对货币政策形成掣肘？物价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为了对这些热点问题做出比较科学和准确的回答，本报告利用改进的“经济景气分析系统”对经济周期态势和经济景气状况进行监测和分析；采用SVAR模型估计了核心CPI，并利用因子分析和时变参数模型分析了核心CPI的影响因素；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主要经济指标的走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 对经济周期态势和经济景气状况的监测和预测我们继续沿用近两年使用的一致和滞后景气指标[1]，其中，一致指标由工业增加值、累计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财政收入、进口商品总值和国房景气指数6个指标组成；滞后指标包括CPI、PPI、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工业企业产成品和货运量合计等5个变量。在先行指标方面，为了弥补因统计部门停止公布若干固定资产投资类先行指标所带来的损失，经过筛选，补充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为新的先行指标。结合此前采用的人民币贷款总额、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广义货币M2、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和水泥产量等指标，构建由6个指标组成的先行景气指标组。此外，将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作为短先行指标单独进行考查。各景气指标均为同期比增长率序列（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宏观月度库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截至2019年9月），经季节调整并消除不规则因素。利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方法，分别建立了一致、先行和滞后合成指数（各指数均以2000年平均值为100）与扩散指数 基于景气合成指数对经济周期态势的分析根据一致合成指数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总体走势（见图1蓝线，其中阴影部分为景气收缩阶段，以下同）和对经济短周期转折点的测定结果（作者曾从实证测量角度对经济波动、经济短周期和中周期的划分提出了相应的判别准则）[2]，按“谷—谷”的周期测算方法，始于2015年12月的本轮经济短周期，在低位经过15个月的小幅回升于2017年3月到达波峰后，经济景气出现波浪形回落态势，进入本轮短周期的收缩期。到2019年9月，景气收缩已经持续了30个月，并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最低景气水平。本轮短周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低位小幅波动的新形态。需要说明的是，本轮短周期已经持续了45个月，刚刚超过近20年来我国经济短周期的平均长度（44个月），9月的景气指数水平与8月非常接近，出现企稳迹象。主要反映物价和库存变动的滞后合成指数（见图1绿线）自2016年3月起明显开始进入新一轮短周期的上升期，在2017年4月达到波峰后转入周期收缩阶段，该指数的走势可以进一步确认我们对本轮经济短周期形态的判断。图1 一致（蓝线）、先行（红线）与滞后（绿色）合成指数应该看到，本轮景气收缩是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展开的，内部原因在于“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是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阵痛期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近10年由于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阶段性转变等原因所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逐渐下移[3]；外部原因则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贸易形势的恶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升 利用先行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对经济运行走势的预测由6个先行指标构成的先行合成指数变动（见图1红线）。该指数2000年以来具有比较稳定的先行变动特征，平均领先一致合成指数7个月。该指数最近一轮短周期的起始波谷（2015年2月）和波峰（2016年4月）时点分别较一致合成指数提前9个月和11个月出现。2016年5月以来，该指数进入小幅下滑的周期收缩阶段，于2019年1月初步形成1997年以来的最低波谷，此后该指数在低位呈稳中趋升走势。虽然该先行指数在2019年6～9月稍有回落，但我们初步判断先行景气变动已经在2019年1月触底，结束此轮先行短周期，此后转入新一轮的温和扩张期。先行景气指数最近一轮周期转折点的先行期在10个月左右，根据该先行指数的走势和超前期，并结合近20年我国经济短周期的平均长度规律初步判断，本轮景气收缩有望在2019年4季度触底结束，2019年全年景气水平将低于2018年。2019年第4季度至2020年，经济运行大体平稳、稳中略升的可能性较大。从各先行指标的变化趋势（剔除季节和不规则变动）来看，货币供应量M1、M2和存款增速在2018年4季度触底后，2019年上半年出现小幅回升，6月以后略有下滑；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经过1年的小幅回升后，从2019年4月开始出现回落，8月末仅增长12.4%，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需引起注意；商品房销售额增速在2019年1～2月触底后在低位企稳；与其他先行指标的走势有所不同，水泥产量增速自2017年第4季度以来基本呈上行态势。由6个一致指标构成的移动平均后的一致扩散指数（见图2蓝线）。2017年5月以后，该指数大多数时间处于50%荣枯分界线下方，同样显示此期间经济景气总体处于回落态势。与前两轮的走势不同，扩散指数此轮在50%以下的回落幅度相对较小，显示景气下降的力量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指数在2018年9月已经触底，此后呈现小幅回升走势，并没有出现以往的较快上升，显示景气下降的力量虽有所转弱，但变化较慢。由6个先行指标构成的先行扩散指数（见图2红线）在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处于50%以下的收缩区，显示先行景气在此期间一直呈下降局面。指数在2019年1月回升到50%的临界线，显示先行景气在此触底，与先行合成指数的波谷时间一致。此后，该指数在2019年2月至7月回到50%以上，但上升幅度不大，显示先行景气在此期间有所回暖，但回升力量较弱。2019年8～9月，该指数再次小幅滑入50%以下，显示先行景气有所降温。根据先行扩散指数的平均先行期和一致扩散指数的变动特征推断，一致扩散指数在2019年年底前回到50%上方的概率较大，换句话说，经济景气可能在2019年第4季度触底企稳。图2 移动平均后的一致扩散指数（蓝线）和先行扩散指数（红线）图3 月度监测预警信号1.3 基于监测预警信号系统对经济综合警情状况的监测下面根据由10个预警指标（预警指标中的工业企业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房景气指数的不规则扰动很小，且近些年几乎不存在季节性波动，故直接采用公布数据，其余指标均经过季节调整剔除季节和不规则因素）（见图3）构成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信号系统”对各指标的警情和目前的总体经济景气状况和变动趋势做进一步的考查和判断。考虑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后主要经济增长指标已经出现与以往不同的结构性变化，结合对预警指标变化情况的统计分析和发展趋势判断，我们对大部分预警指标在不同景气区间的预警界限重新进行了适当调整，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新常态”下经济景气的变动情况。对10个预警指标近1年的监测结果（图3）显示，2019年1~9月，工业生产、消费品零售增速延续了2018年以来的下滑态势，尤其是3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出现超预期下滑，8~9月发出“过冷”（≤5%）信号，创造了近10年来的最低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偏冷”区间经过7个月的小幅回升后，从2019年4月开始出现缓慢回落，8~9月降到5.5%以下，同样发出“过冷”信号；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外贸进出口增速经过2018年4季度高台跳水式的快速回落后，2019年在“偏冷”区间走势大体平稳；财政收入增速从2018年9月开始落入景气“过冷”区间（≤3%），2019年在低位呈稳中趋升走势，8~9月回到“偏冷”区间，反映财政收入景气有所回暖；M2增速在低位稳中有升，从3月开始返回“正常”区间；CPI在2019年呈上升态势，虽然仍处于正常范围，但接近3%以上的“偏热”区间。国房景气指数近年来一直处于“正常”区间，经过2019年前两个月的短暂回落，3月以后走势稳中略升。由10个监测指标的预警信号构成的综合警情指数（图4）显示，2018年4月以来，总体景气状况出现降温走势。从2018年12月开始，该指数发出景气“偏冷”的预警信号，且继续呈下滑态势，8~9月的警情指数降到27.5，创造了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需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根据政府目前“稳增长”的逆周期政策取向和可能出台更大力度的调控政策，预计2019年4季度和2020年的综合警情指数在25~35的“偏冷”区内保持大体平稳或小幅回升走势的概率较大。图4 景气动向综合指数2 物价波动、核心CPI及影响因素分析2.1 物价波动特征分析剔除季节和不规则因素后的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走势图见图5。根据我国物价周期转折点判别准则[4]，按“谷—谷”的周期测算方法，我国物价周期从2017年4月开始进入2000年以来的第7轮温和扩张期。截至2019年9月，本轮扩张期已经持续30个月，上涨幅度与之前两轮短周期相比有所扩大，但尚属适度。CPI近期的快速扩张主要是由食品分项尤其是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推动的，是在食品项和非食品项出现结构性分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受非洲猪瘟、环保禁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CPI食品分项自2019年3月开始呈单边快速上行态势，截至9月份已累计上行10.5%，创201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食品分项从2019年3月开始呈缓慢下行态势，2019年9月非食品项同比涨幅仅为1%，为2016年3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CPI呈温和上涨趋势，2019年9月的CPI同比涨幅为3%，自2014年以来首次升至警戒线水平。受国内需求走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振、国内环保政策和去产能力度有所减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PPI延续了2017年3月以来的周期性回落态势。整体来看，PPI和CPI的波动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经济新常态以来二者出现两次明显的结构性背离：一是2016年年底~2017年年初，PPI受供给侧改革以及环保限产等因素的影响快速上行，而CPI受食品价格快速回落的影响缓慢下行；二是2017年年初~2019年9月，随着供给侧改革边际效果的弱化、国内总需求的持续疲弱，以及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PPI从高位震荡回落至100以下的水平，而近期CPI则在非洲猪瘟、环保禁养等供给侧因素的影响下小幅回升。图5经季节调整的CPI（蓝线，左轴）和PPI(红线，右轴)2.2 物价波动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分析及核心CPI的测算要准确判断物价的走势，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逆周期调控政策，不仅需要实时监测物价的波动态势，还需要分析物价变动的成因，考察各种因素对物价的动态影响。如前文所述，CPI受食品分项甚至是个别商品价格异常波动的影响较大，在CPI分项间出现结构性分化的情况下，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需要一个更能准确衡量物价水平的指标。目前，核心通货膨胀率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监控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家统计局从2013年1月才开始公布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月度核心CPI，数据长度十分有限。此外，CPI能源分项的数据并不对外公布。基于上述原因，使用剔除法研究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率存在着诸多困难。由于本轮CPI上涨主要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本文参考Quah和Vahey（1995）[5]、赵昕东（2008）[6]的研究，建立CPI、CPI食品分项与产出的三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食品价格对CPI波动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并测算出核心CPI，用以反映我国真实的物价波动。本文采用上文估计得到的宏观一致景气指数作为产出的月度代理变量。经检验，3个指标只有一致景气指数是非平稳的。为满足模型估计的要求，本文针对差分处理的3个序列构建SVAR模型并对模型施加适当的识别性约束条件，经过估计，剔除食品价格对CPI产生的结构性冲击，最终测算出差分形式的核心CPI并通过逐项累加得到核心CPI。根据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可以发现，食品价格差分序列在第1期对CPI差分序列产生最大的正向影响，并在第4期趋于0，脉冲响应的持续期较短，这一结果验证了食品价格波动对CPI主要产生短期影响的特征事实。图6显示，1998～2015年核心CPI与CPI走势基本同步，周期性波动的峰与谷出现的时间也大体保持一致，但核心CPI的波动性要低于CPI。2016年以后，核心CPI和CPI先后出现了多次走势背离的情况，特别是在2016年3月~2017年3月，在此期间我国金融杠杆率过高，资金“脱实向虚”严重，在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下，核心CPI大幅上涨，而食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其他分项的价格上涨，导致CPI经历了两轮由峰到谷的小幅波动。2019年在剔除掉食品价格对CPI的影响之后，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明显，根据核心CPI走势可以判断，当前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图6 核心CPI（蓝线）与CPI（红线）2.3 基于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影响核心CPI的主要因子考虑到核心CPI波动可能会受到货币供给、生产成本、需求变动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7]，我们筛选出与物价影响因素相关的17个指标，并将其归类为如下4个因素：成本因素（F1）、货币因素（F2）、需求因素（F3）和宏观因素（F4）。其中，成本因素相关指标的筛选综合考虑了国内生产性成本以及国际输入性成本；货币因素在考虑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等相关指标的同时，也兼顾了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对国内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压力；需求因素主要从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来反映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通过股票价格指数来反映居民的投资需求；宏观因素主要挑选与宏观经济景气走势相一致的指标。针对筛选出的4类相关指标分别进行因子分析[8]，结果显示每类影响因素第一公因子的贡献率均在85%以上，因此，可以作为代表4类影响因素的综合度量。指标分类以及因子载荷结果如表1所示。受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长度所限，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3年1月至2019年9月，相关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表1 物价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2.4 各因素对核心CPI的时变影响分析考虑到物价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及时变性，本文建立以核心CPI为被解释变量，4个因子成分为解释变量的时变参数线性回归模型，通过时变回归系数来反映影响因素对核心CPI的时变影响。鉴于各因子对核心CPI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时间存在较大差别，难以直接采用各经济序列的当期值进行建模。为此，本文借鉴Kim和Nelson（1989）的研究思路[9]，首先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滞后期调整，进而建立与核心CPI的“伪同期”时变参数线性回归模型。经时差相关分析，4个因子F1~F4的先行期分别为1期、12期、10期和3期，我们将其作为滞后期调整的依据。根据图7的模型回归系数的动态变化轨迹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各个因素对核心CPI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2019年成本因素的回归系数在0.2左右，成本因素对核心CPI的影响相对稳定。成本因素中各项指标都呈现出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说明国内上游产品成本及国际输入性成本价格变动的共同驱动是核心CPI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2017年以来，货币因素对CPI产生负向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金融领域或者资产交易领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近两年在金融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取向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因素对核心CPI的影响力度减弱，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近两年，需求因素的时变回归系数在“0”附近波动，需求因素对物价的影响十分微弱，体现出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依旧疲软。2019年宏观因素的时变回归系数呈上升趋势，并在5月达波峰，宏观因素对核心CPI的影响逐步扩大，体现出宏观经济下行与国内总需求不足成为驱动核心CPI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现阶段货币因素与需求因素对核心CPI的影响力度有限，而成本因素和宏观因素是影响核心CPI的主导因素。从经济学理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AD-AS）模型分析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短期内成本因素的下降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而总需求不足推动总需求曲线左移，根据估计结果可知成本因素对物价的影响程度小于宏观因素，因此总供给曲线移动幅度小于总需求曲线，最终产生的均衡点为物价下降与产出减少。这一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当前我国经济下行、核心CPI下降的经济形势。根据以上分析，政府部门不应受限于CPI上涨而过分担心通货膨胀问题，而应更关注核心CPI所反映的真实的物价水平的下行走势，采取适度的逆周期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同时，及时采取多种措施稳定以猪肉为主的食品价格，减缓居民的通胀预期。图7 物价影响因素的时变回归系数3 2019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3.1 2019年经济增长速度在6.15%左右虽然2019年3季度GDP同比增速只达到6%，但要看到这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同步放缓的严峻外部环境下，以及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加大环保力度等政策影响下实现的。随着中美贸易谈判重启并可能取得一定积极进展，政府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持续发力和显效，经济平稳运行的积极因素有望增多。预计经济增速将在4季度开始企稳，同比增速可能达到6.1%，全年GDP增长率为6.1%至6.2%，可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预期目标，但略低于年初的预期。经济增长周期继续呈现“微波化”的新常态特征 CPI涨幅扩大但整体可控，预计今年上涨2.8%左右虽然各部门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平抑猪肉价格快速上涨，但考虑到生猪生产周期以及政策时滞效应，预计2019年4季度和2020年上半年CPI仍面临较大上涨压力。根据前面对物价波动特征和走势的分析，结合模型外推结果，预测2019年4季度物价上涨4%左右，全年CPI上涨2.8%左右，涨幅较上年提升0.7个百分点。外需不振、内需疲弱态势短期内难以有明显改善，PPI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预计2019年4季度PPI下降1.3%左右，全年上涨-0.3%至-0.4%，比上年大幅下降3.8至3.9% 工业生产增速有望止降回暖，脱离“过冷”区间国内工业领域去产能、去杠杆和环保限产政策等会持续推进，投资需求不旺，工业营业收入增速回落，加上外需疲弱态势仍将延续，工业生产将继续承压。但与此同时，工业生产中的积极因素有所增加：一是多项调控政策密集出台，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加大；二是在多项扩大有效投资的政策支持下，基建投资有望企稳回升从而对工业生产形成一定支撑；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四是2019年前3季度工业企业利润降幅呈逐季收窄态势，9月份工业企业效益出现结构性改善。综合这些因素的影响，加之2018年4季度基数偏低，预计2019年4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3季度有所回升，同比上涨5.2%，脱离“过冷”区间，全年上涨5.5%左右，增速较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在“过冷”区趋稳，涨幅有所回落2019年前3个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虽有小幅回升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库存周期仍然处于下降阶段，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了10%以上的较高增长，但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从5月开始呈温和下降走势。专项债额度的提速放量叠加其他扩大投资的政策，基建投资有望延续温和上升态势。近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走势主要取决于房地产投资的下行幅度以及基建投资的支撑力度。综合有关因素，2019年4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有望止跌企稳，预测全年上涨5.2%左右，较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处于景气“过冷”状态，但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将继续改善 消费有望在“偏冷”区间止降回稳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减缓、居民杠杆率高企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消费增速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随着政府多项促消费政策逐渐落地，短期内提振消费的有利因素也在增加，特别是汽车消费下滑的拖累有望逐渐减弱。另外，房地产销售增长仍具有一定的韧性，能够有效支撑相关消费的增长。预计2019年4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止降回稳，同比增长7.5%，全年名义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左右，较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总体位于“偏冷”区（7.5%～8.5%）。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消费增长6.1%左右，比上年低0.9个百分点 进出口景气总体“偏冷”，但有望温和回暖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实质影响进一步显现的影响，出口增长将继续承压。如中美贸易摩擦不再升级，因2018年4季度基数偏小，预计2019年4季度出口增速将小幅反弹，全年出口总值约亿美元左右，增长0.3%，增速较上年大幅下降9.6个百分点。2019年4季度在内需趋稳情况下，加上上年同期基数较低，进口增长将恢复正增长。预计全年进口总值亿美元左右，比上年减少2.8%，增速较上年大幅下降18.6个百分点。按此预测，201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约为亿美元左右，比上年减少1.1%，外贸景气总体处于“偏冷”区间。全年贸易顺差4200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18.9%，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正向影响 货币供应量增速在“正常”区下界附近小幅波动，贷款增长稳中略升随着货币政策和信贷传导机制的进一步理顺，金融结构有望出现积极变化。预计M2仍将在“正常”区的下界8.3%附近大体保持平稳增长。预测2019年年末M2增长8.5%左右，比上年小幅增加0.4个百分点。在目前“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政策取向下[10]，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偏宽松，2019年4月以来人民币贷款增长的下滑态势或将转为平稳或稳中略升，预计2019年年末增长12.7%左右，增速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全年新增贷款约17.31万亿元。4 政策建议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景气处于“偏冷”区间且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主基调，在保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一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同时，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重视“稳消费”的关键作用，适时、适度加强逆周期调节政策以稳定内需，同时注意稳定物价，努力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的高质量增 适度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为避免工业、投资和消费增速下滑过快，货币政策需保持结构性适当宽松，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适时定向降息或降准，继续改革完善LRP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渠道与信贷渠道的联动效应；加快投贷联动业务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和民营小微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助力“稳投资”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兼顾支持实体经济与风险防范的双重要求。财政政策需进一步加力增效，助力基建托底经济增长。继续强化普惠式减税降费和结构性减税，继续加大对“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项目的投资，加大对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注重拉动有效投资，坚持补短板、稳投资与防范隐性债务风险相统?将“稳消费”提到更重要的位置201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甚至更低。这反映出，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已基本完成，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因此，应将“稳消费”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一体化调节体系，不断提高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从根本上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因地制宜制定区域性鼓励消费政策。东部地区的政策重点应落脚于促进消费升级，中西部地区应重点提升经济主体活力，推进网络全覆盖、完善物流体系等；三是坚持房市调控政策不动摇。研究表明，高房价对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应尽快推出有利于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并“因城施策”，明确房产税征收时间及形式，减少房屋交易环节的税费与流动性限定，构建合理、高效的房地产二手房交易市场，解决房地产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四是大力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居民需求旺盛的服务消费领域，特别是养老、医疗、教育等产业，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服务供给；五是建立良好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推动行业或领域建立质量分级工作机制以及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建立和完善消费后评价体系和消费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加快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大对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深化供给侧改革，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的长期结构性失衡，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改善要素配置和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和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11]。建议加快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费，改善营商环境；继续推进“降成本、补短板”，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模式，获得新动能；积极推动养老、育儿、医疗保健等产业的完善升级，扩大民间资本对养老基金管理和经营的参与；加大托育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提高生育率。应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战略不动摇，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带动出口升级；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抓手，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大力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和拉美的多边贸易关系，促进出口的多元化发展，并努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快全球贸易链的适应性调整，以便灵活应对各种外部不确定性 长短期措施结合以稳定物价从短期看，本轮物价上涨主要由猪肉价格上涨引起。建议短期内尽快寻找适合的进口源进行替代，以补充巨大的供需缺口；同时注意稳定该段时间内其他食品的价格，如鲜果、鲜菜、牛羊肉等。长期来看，应提高对第一产业的科研投入，鼓励农业机械、生物科技、基因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提高农业应对自然灾害或疫情的能力；加强建立农业生态链，如建设养殖、种植、生产为一体的产业链，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1] 陈磊,孙晨童,王琳琳.2018年经济景气形势监测和预测[J].科技促进发展,2018(11):1016-1025.[2] 陈磊,孔宪丽.转折点判别与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2007年经济景气形势分析和预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4(6):3-13.[3] 蔡昉.在新形势下稳定就业的思考与建议[A]//李平.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9中国经济前景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 陈磊,孟勇刚,孙晨童.2017~2018年经济景气形势分析与预测[A].//李杨.经济蓝皮书: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QUAH D,VAHEY S Core Inflation[J].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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