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对货币政策影响分析(5)

［8］丁成林，徐继英.我国税收增长对物价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兼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对物价影响［J］.金融纵横，2013（12）：66-71.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政策手段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二者的最终着眼点都是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调控过程中，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从社会总资金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路径和方式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因此，探讨减税降费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文献综述税收收入是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减税降费对国库增收必将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国库库存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一项，因此，减税降费影响国库库存变动，从而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基础货币变动。Nichols（1975）认为，由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与国库库款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并列的负债项目，因此当国库库款变动时，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与国库库款存在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潘国俊（2004）从央行经理国库模式出发，阐述了国库库款变动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当国库库存余额增加时，相当于资金从商业银行流向央行，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国库库存余额减少时，相当于资金从央行流向商业银行，等同于投放基础货币。刘贵生（2014）认为，国库库款余额的变动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进而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由于税收大多按照商品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因此税收是内嵌于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税收政策的调整会对物价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Murrell&Yu（2000）利用加拿大CPI和PPI组成成分探究了加拿大统一销售税（HST）对物价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HST开始执行的前两年，CPI略有下降，CPI各组成部分受HST的影响存在差异。王春雷等（2011）、熊璐（2011）、张海星（2012）、肖鹏和刁晓红（2016）认为总体而言我国税收的变化对CPI的影响程度小，持续时间短，并不是决定CPI变化的主导力量。但杨君茹、戴沐溪（2012）认为我国流转税与CPI间的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丁成林等（2013）则认为引起物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仍是货币供应量，但税收增长对物价波动的正向影响不容忽视。税收政策调整并不能直接对长期利率水平产生影响，但大规模减税降费对政府财政平衡带来较大压力，债务收入成为政府财力的重要补充，而政府债务规模变化会对长期利率水平产生影响。Burgert&Schmidt（2014）考察不同政府债务水平下，面对技术冲击、需求冲击或财政政策冲击，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及产出等宏观变量的脉冲响应及动态变化路径存在差异。Laubach（2009）及Montoro et al.（2012）研究显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越高，市场的真实均衡利率水平越高。周波（2012）将政府债务稳定作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的目标之一，进而指出，假定财政政策体制总是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应该慎重。二、减税降费政策背景解析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换挡调速、转型升级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同时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挑战，因此，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措施之一，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微观主体经济活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有效应对外部挑战。（一）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减税降费有助于降成本和补短板目标的实现。先看降成本，2012～2018年我国的宏观税负率（即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之和与现价GDP的比重）一直接近或超过35%（2012～2017年分别为34.9%、37%、37%、35.5%、35%、36%），2018年为37.1%，根据冯海波（2017）、罗捍东和丁丹（2015）、余萍（2018），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率在20%～30%之间，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率仍高于最优税负率，因此，减税降费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再看补短板，补短板的主力是企业，手段主要是依靠创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费等方面通过税（费）率下调、加计扣除等一系列政策，可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利润、增强企业创新活力和动力。（二）减税降费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供给体系的优化和需求体系的升级，减税降费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供给端，通过降低增值税率和社保费率、给中小微企业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同时配合一定的财政、金融、产业支持政策，可助推企业创新升级、提质增效，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和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端，新个人所得税法大幅提高起征点、增加税率级距，并增加了教育、医疗、养老等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一定程度上可刺激居民消费升级、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拉动经济增长。（三）减税降费是应对国际贸易挑战的客观需要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已先后3次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虽然中美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但协议的达成仍未有明确的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的外部市场带来了一定压力，对我国外贸增长和企业盈利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2018年全国进口增值税收入约为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8.63%，因此，实施大规模减税，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企业进口成本、改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以应对外贸挑战，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和培育内需市场，更大程度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三、减税降费对货币政策影响路径分析减税降费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短期看，一方面，减税降费是政府向企业的“让利”，从货币市场看短期内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从而对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增值税率的下调，短期内会影响商品和服务的最终含税价格，进而影响CPI和PPI的变动，CPI和PPI是物价的重要衡量指标，物价稳定是央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因此，减税降费、尤其增值税减税对物价的影响是央行货币政策需考量的因素之一。长期看，一方面，减税降费下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规模增加，会对长期市场利率带来上行压力，影响央行利率决策；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改善供给质量、增加市场需求，从长期看会提高物价水平，进而影响央行货币政策决策（见图1）。图1 减税降费对货币政策影响路径（一）减税降费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减税降费对货币市场流动性会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产生影响。从货币供给来看，减税降费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表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端的“储备货币”，税收进入国库后表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端的“政府存款”。政府收支活动会对基础货币量产生影响，政府向企业征税时，资金运动表现为由商业银行进入国库，引起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增加，“储备货币”减少，从而减少基础货币供应量；政府在财政支出时，资金运动表现为由国库进入商业银行，引起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减少，“储备货币”增加，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尤其税率下调的最初几个月，相当于每月税收征期内从商业银行流向国库资金的减少，即变相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如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根据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增值税减税政策效应季度分析报告》测算，2019年二季度全国增值税减税3185亿元，4～6月减税额分别为1113亿元、1105亿元、967亿元，货币乘数分别为6.31、6.22、6.14，因此，理论上减税变相增加的基础货币可分别创造流动性7023.03亿元、6873.10亿元、5937.38亿元。减税带来的市场流动性增加会对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产生一定影响。对比2018年二季度和2019年二季度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发现，2018年4～6月为对冲税期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影响，央行分别开展逆回购3次、5次、3次，规模分别为4200亿元、亿元、2800亿元，2019年4～6月为对冲税期影响，央行分别开展逆回购1次、2次、1次，规模分别为800亿元、1000亿元、1500亿元，5月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1次，规模2000亿元。从公开市场操作频次和规模来看，2019年受减税降费影响，4～6月央行因税收因素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频次和规模均明显下降（见表1）。表1 2018、2019年4～6月因税收因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比4月5月2019年逆回购1次：7天期800亿元逆回购2次：7天期1000亿元MLF 1次：1年期2000亿元6月合计2018年逆回购3次：7天期4200亿元逆回购5次：7天期5400亿元14天期3200亿元28天期2500亿元逆回购3次：7天期1400亿元14天期700亿元28天期700亿元逆回购11次，规模亿元逆回购1次：14天期1500亿元逆回购4次：规模3300亿元；MLF 1次：规模2000亿元从资金需求端来看，减税降费一定程度上会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提高企业盈利和投资能力。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尤其增值税率下调、留抵税额退税和一次性抵扣政策，对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提高盈利能力和投资水平作用明显，如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汽车覆盖件模具生产企业，2019年上半年累计减税近1000万元，解决了新生产线启动资金问题，从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工业行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余额看，自2019年4月1日增值税率下调以来，二季度新增工业中长期贷款100亿元，三季度新增工业中长期贷款1700亿元，新增贷款规模大幅增长，因此，减税降费一定程度上会改善企业现金流，提高企业投资能力，进而带动投资信贷需求增长。（二）减税降费对物价的影响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一，衡量社会物价水平变化一般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减税降费对物价的影响存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短期内主要是通过增值税减税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长期内减税降费通过扩大供给和需求带动物价上涨。短期来看，增值税减税会拉低CPI、推升PPI。CPI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统计的是消费品或服务的最终含税价格；PPI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统计的是工业产品的不含税价格。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增值税减税会对CPI和PPI产生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下，当增值税率下调时，如果CPI统计的商品不含税价格保持不变，则含税价格下降，CPI相应降低；如果CPI统计的商品含税价格保持不变，则不会对CPI产生影响。PPI情况相反，如果PPI统计的商品不含税价格保持不变，则不会对PPI产生影响；如果PPI统计的商品含税价格保持不变，则不含税价格上升，PPI相应升高。税率下调、扩大抵扣范围和加计抵减会降低企业增值税税负，直接影响商品含税价格，进而影响CPI和PPI，据测算，增值税率下调和加计扣除政策将带动2019年CPI同比增速下移0.2～0.3个百分点，带动2019年PPI同比增速上移0.6～0.9个百分点。长期来看，减税降费会拉升CPI和PPI。减税降费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现金流，激发企业活力，让企业为市场提供高质量产品，通过改善供给来增加市场需求，同时减税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扩大总需求，带动均衡价格水平和产出的上升，因此，长期来看，减税降费会带动物价水平上涨，对CPI和PPI有提升作用。（三）减税降费对长期市场利率的影响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影响，2019年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5.42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亿元，同比下降0.4%，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13.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仍保持较快增长，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1.88个百分点，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6.1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规模亿元，同比增长60%。根据“财政不可能三角”定律，政府在减税、增加公共支出、控制债务规模和赤字三大目标中，至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减税降费和保障政府支出方面。财政收入增收承压，为保证财政支出，只能增加政府债务规模，截至2018年末，我国政府债务余额（国债+地方债）.62亿元，政府债务率36.88%，2019年前九个月，全国共发行政府债券（国债+地方债）.20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13.1个百分点。政府债务规模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带来长期市场利率上行压力，主要是由于在货币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债券发行量增加导致货币需求增加，引起均衡市场利率上升，同时，政府债务规模增加与债务可持续性相关的风险溢价增加，也会推动市场利率上行，根据Checherita&Rother（2010）以12个欧元区国家数据为样本进行的研究表明，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的增长速度每增加1%，将引起真实长期利率上升0.07%，具体传导路径见图2。图2 减税降费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路径利率水平受整体经济环境、外贸形势、通胀预期、政府债务率等综合影响，当前，我国货币市场流动性总体保持合理充裕，政府债务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远低于60%的安全警戒线，LPR改革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因此，减税降费与政府债务规模增加并未对利率水平产生明显影响。相反，减税降费配合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实体经济筑底回升仍需一定时间，短期内减税降费对财政增收的压力将一直存在，债务收入仍是政府财力的重要补充。随着政府债务规模增加及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其对我国均衡利率水平的影响应引起关注。四、政策建议（一）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税收收入是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政策调整不仅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会对货币政策操作产生影响。从短期看，减税对物价和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实施最初的几个月中，随着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央行应加强减税降费对物价影响研究，加强与财政部门就税收征收进度、减税规模的评估与测算等问题的沟通研判，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准确的参考信息，保证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从长期看，减税对财政收支平衡将持续带来较大压力，叠加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经济下行压力犹在，政府债、尤其地方债仍是政府财力的重要补充，债务规模将继续较快增长，其对长期市场利率的影响将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需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政策调整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税收政策单独并不能对经济有“立竿见影”效果，因此，央行与财政部应建立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使减税与适应的信贷支持政策相配合，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实现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降低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融资成本2019年8月份央行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的改革，朝着利率“双轨制”的并轨迈出了重要一步，建立了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在当前流动性总体充裕情况下，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未来，央行应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利率形成机制，畅通利率传导机制，有效引导和监管金融机构定价行为，切实改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减税降费获得的收益与信贷支持形成合力，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投资收益，助推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三）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主要是消费税下划地方，征收环节后移至消费端，这是在当前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完全匹配、减税降费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增收带来一定压力情况下，为健全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来源进行的有益尝试。后续随着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铺开，政府财政增收将继续承压。一方面应继续推进以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另一方面要做好消费税下划地方工作，适时开征房产税，构建以房产税、消费税、资源税等为主的地方税体系，以达到适度增加地方财力、缓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的目的。（四）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绩效，防范地方债风险减税降费带来的国库增收压力需要到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税基扩大带来的税收增收效应超过减税降费影响后方能根本缓解，在此期间内，应在利用存量方面做好文章，加快盘活政府存量资产，清理结余资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大幅增加，专项债一般对应特定项目，使用项目收益还本付息。各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做好专项债项目信息披露、项目管理与债券管理的衔接工作，确保专项债券资金及时落地，保证项目及时开工、尽早见效；应进一步做好项目库建设，为后续专项债发行提供项目支撑，对专项债资金利用好存量、控制好增量；应不断提高预算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格预算执行，做好财政收支、债务发行及偿还的预算安排，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参考文献［1］冯海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减税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07）：40-47.［2］罗捍东，丁丹.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估计与分析：基于Barro内生增长理论与动态规划最优增长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5（11）：391-397.［3］刘贵生.我国国库会计改革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金融会计，2014（12）:54-58.［4］余萍.拉弗曲线、最优税负及美国减税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8（11）：163-170.［5］潘国俊.政府资金运动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4（06）：81-89.［6］张海星.中国税收与政府投资对CPI影响的动态分析［J］.税务研究，2012（05）：30-35.［7］肖鹏，刁晓红.营业税改增值税对CPI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上海市“营改增”的样本分析［J］.财政研究，2016（04）：82-92.［8］丁成林，徐继英.我国税收增长对物价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兼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对物价影响［J］.金融纵横，2013（12）：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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