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石仓文书的清代物价数据库建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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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8BLS003)阶段性成果。

一、民间文书中物价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当今学界热议“数字人文”,史学界也不例外。文献全文库、人物履历库、量化数据库及相应的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分析方法,讨论最多。本文侧重量化数据库建设,以分享利用清代民间文书建立物价数据库的经验,为学界系统利用新史料抛砖引玉。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可靠的史料整理工作为基础。近年来,明清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迈入了新阶段。民间文书收藏的数量巨大,多家机构收藏规模达十万件以上。按“归户”原则整理文书成为共识,图文并录的出版方式开始流行,降低了研究者的释读难度。2015年,国内首个大型契约文书数据库②《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相比收藏规模的扩大和整理方法的巨大进步,议题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则稍显缓慢。总体而言,社会史学者以小区域为单位,在田野中“制造”与解读史料,开展质性分析,以及综合利用族谱、契约和账簿从小农经营角度展开研究;经济史学者多有尝试开展量化研究,但以商业账簿和土地契约为主。系统利用民间文书存在一些实际困难。民间文书有三大种类:契约、账簿和谱牒。契约记录高度格式化,往往有效信息量不足;账簿记录较为不规范,释读难度大,遑论全面核算;从市场收购得来的契约、账簿经常难以匹配谱牒,回不到历史现场。账簿因为文本释读与资料匹配难度大,相比契约和谱牒,其研究价值最被低估,成为当前可能的研究突破口。账簿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若干个关联家庭大量的投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由簿主分门别类地记录在案。收入方面,租谷簿、借贷簿记载土地出租和资本借贷收益;支出方面,家计往来簿记录商品交换、科举参与,以及长年、短工和匠人用工情况。清代并无社会调查,商业和家计账簿是最主要的民间经济活动史料。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民间账簿,通过建立物价数据库,来讨论拓展民间文书研究方法、议题的可能性。一般而言,价格体系分为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两部分。商品价格简称物价,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大米与猪肉等食物、布匹等日用品,以及货币的价格。在土地价格研究中,度量单位“亩”到底代表税额还是面积,存在争议。在食物价格方面,因雨水奏报单系统性强、连续性好,米价数据成为研究清代市场的不二选择。而其他食物和日用品价格数据则不成体系,时间、地点上的分布都较零散。货币价格简称钱价,指银两和铜钱兑换价,俗称“银钱比价”。清代官方有钱价奏报系统,但和粮价单系统有诸多不同,留存官方系统记录资料较少。通过整理天津统泰升商业账簿,严中平第一个给出清代民间的银钱比价序列;林满红则对多个比价序列进行了综合①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劳务价格简称工价,指各类农业雇工、手工业匠人每标准工时的工资。《物料价值则例》是研究者依赖的主要史料;清宫刑科题本数量巨大、内容庞杂,亦被用于分析雇工价格;而商业账簿则一直是学者开展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的主要史料。结合物价和工价信息,就可以计算实际工资(折米工资),来衡量生活水平。不过民间账簿的工价多以每工值多少文的形式出现,释读和编码相对简单。基于民间文书的物价数据库,既能帮助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判断契约、账簿年代,为研究地方市场和农家经济提供一套指标;又能为量化经济史研究者从民间文书中整理可量化分析的价格数据提供一份指南。本文以已整体出版的清代浙江石仓文书为例,讨论清代民间文书价格数据库建设的关键步骤。石仓古村落群位于浙江省松阳县之南部山区。2008年以来,从这里先后发现了近8000份契约,300余份账簿,研究者据此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石仓文书“在地化”程度高,文书均从村民处直接采集并扫描;同时文书的匹配性佳,契约、账簿中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能从族谱中找到相应记录。因此,这一文书群是研究价格数据库的“非典型”材料,能提供建库的各种有用信息。二、价格数据库建设的关键步骤量化历史数据库本质上是用编码录入的方法将零散的资料进一步“打碎”,再通过统计分析“重整”史料信息,从而呈现不同于制度分析和质性分析的研究结果。概言之,将各类账簿、票据中的价格记录变成可核算的数据,有五个步骤,分别是:(1)考察文书生产与流转过程;(2)释读文字和数字;(3)确认度量衡及兑换关系;(4)确认货币单位及兑换关系;(5)提取与核算价格信息。其中第二个步骤“释读文字和数字”,我们已经另文①蒋勤、曹树基:《清代石仓农家账簿中数字的释读》,《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5期。处理。本文主要讨论其余四个步骤。1.考察文书生产与流转过程目前各大公藏机构的民间文书,按来源可分为市场收购和进村采集两种。前者的归户信息有待梳理和考证,后者则相对明确。但从村落采集的文书同样需要判断年代和真实的簿主。考察文书的生产和流转过程,关键就是“匹配”二字。我们曾以从石仓佚名土产运销簿为例,展示综合利用银钱比价、乡试年份和族谱信息,考证簿主及账簿年代的过程②该账簿收录于曹树基、蒋勤、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5辑第3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首先,是将文书与方志、谱牒进行匹配。释读契约、账簿中的人物和地名,建立数据库。再将人名、地名信息与地方志、谱牒中的人名、地名进行匹配,确定此类文书“生产”的时空信息。地方志比较易得;族谱除了在村落中收集外,还可以检索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和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的族谱目录。这是将文书还原到历史现场的必备步骤。其次,是文书与文书的匹配。在可期的将来,各大公藏机构或许可以合作,建立已出版文书的(人物)目录查询系统,以及馆藏民间文书的人物目录查询系统。这样,因各种原因被打散的家族文书,其“流转”过程可能被发现,进而被重新整合,实现史料的匹配。因此,考察文书的生产和流转过程,既可确认文书的真实性与时空属性,又可就此打开区域社会研究的基本线索。这是数据库后续建设的基础。2.确认度量衡及兑换关系建设格式统一的物价数据库,必须确定度量衡及兑换关系。度量衡中最重要的是以斤两为代表的衡器单位。各类食物,如猪肉、盐、糖等均用斤两计重,粮食偶尔也会以斤来计重。但大多数时候,稻谷和大米以量器计量为主。衡器的地区差异较小,量器的差异则很大,用词、器具和容量都会不一样。通常而言,量器容量需折合成斤才能统一核算③江太新:《谈粮食亩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清代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王春芳:《近代民间度量衡——一个应引起重视的研究领域》,《兰州学刊》2016年第7期。。在石仓,量器存在担、桶、斗、升四级。佃户缴纳租谷以担为基准单位,担下有桶,每担合八桶;桶下有斗,每桶合五斗;斗下有升,一斗合四升。严格来说,量制和衡制不能直接换算。但账簿记录米的来往时,桶、斗、升和斤经常混用,存在事实上的换算关系④蒋勤、曹树基:《清代石仓农家账簿中数字的释读》,《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5期。。首先,是确定量器各级单位的进制。有两个方法。一是核对各量器单位的搭配。账簿中常见“一担N桶”的记录,数字N从一到七都有,却无“一担八桶”,因为满八就进一担了。二是利用价格关系来验证时。米价可以是同一个月的,最理想情况下是同一天的。比如,石仓契约中记载:“应养松大伯,六月初六日,去米一桶,400,又去米一斗,80。”⑤曹树基、蒋勤、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5辑第3册,第45页。根据此处价格,肯定每桶合五斗。账簿中类似的可比对的价格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其次,确定量器和衡器单位的关系。国际“公斤原器”米制公约规定,一升水在4摄氏度下的质量为一千克。而北宋李照曾设计过一种水秤,一升水为一斤。①丘光明:《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而要确定地方性量器和衡器的关系,不外乎四种方法:一是寻找量器的实物,测量一斗、一升米的实际重量;二是统计账簿中同一时期以升计和以斤计的米价,据此推断兑换关系;三是依据民国时期的各类社会调查资料,推断清代情况;四是开展田野调查,访问老人,了解地方性度量衡关系。石仓村民阙龙兴收藏了斗、升量器实物,根据测量能够确认:在石仓,一桶米重20斤,一斗米重4斤,一升为一斤②斗和升等量器实物收藏于石仓六村村民阙龙兴家。。除了实物和口述,在1949年通货急剧膨胀时期,石仓会簿记录者抛弃货币,开始用大米作为计价单位,给出了斗和斤兑换的直接证据:“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十三日,会第五班首。猪肉六斤二两,廿一斤七。鹅一只,六斤半,廿二斤半……食米十五斗,六十斤。酒米四斗,二十斤。”③曹树基、蒋勤、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5辑第2册,第179页。15斗食米折合60斤,每斗4斤。而酒米价格稍贵,每斗合5斤,酒米价格高出食米25%。这与先前的食米、酒米价格差也是一致的。这说明民国经过了度量衡改革,但民间依旧在沿用清代的度量衡。安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3.确认货币单位及兑换关系清代实行以白银和制钱为核心的多通货并存体系,又放任外国洋银流通,因此民间文书中大量出现银两、洋银和制钱三种货币。对政府而言,无论是赋税计征还是粮价奏报,均以银两为基准单位。乾隆时期及之前,银钱比价一直稳定在一两银兑1000文制钱。但从嘉庆时期开始,银钱比价大幅波动。银钱兑换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单一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的波动,因此以银计价会低估民间真实米价的波动率。这进一步说明了建立民间以钱计米价数据库的必要性。对东南沿海地区民众而言,自清中期以来就习惯用外国洋银。在浙南和福建的民间文书中,除了官府纳税以及土地交易用到银两,大额交易均使用洋银(元),小额交易则使用制钱。土地价格则混用制钱、银两和洋银三种货币。在《石仓契约》中的阙翰鹤账簿中,除了记录洋银和制钱的兑换比例,甚至还记录了其过手洋银上既有的戳记详情,以及自己新盖戳的情况。④曹树基、蒋勤、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5辑第6册,第77-115页。因此,“银钱比价”并非只是银两和制钱的兑换关系,而是银两、洋银和制钱的两两兑换关系。石仓文书中洋银和制钱间的兑换记录最多。《石仓契约》(第5辑)共出现“洋”字4379次,其中“人洋”730次、“洋银”398次,“英洋”225次、“银洋”97次,其余以“洋”字出现。 洋和钱的兑换价格记录则有183次。相比之下,“米”字3596次,价格记录300次左右;“肉”字1388次,价格记录120次左右。可见,除了钱之外,洋银是账簿记载中最重要的内容。除了频繁出现,洋银问题之所以重要,还有第二个原因。石仓洋银兑制钱价格的相对变动与外部市场银钱比价基本同步,但其绝对值则较杭州的比价高11.5%。咸丰二年,参加武乡试的阙翰鹤记录道:“家内洋价一千六百四十文,杭州洋价一千四百七十文。”⑤曹树基、蒋勤、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5辑第4册,第239页。比较两地洋价的记录仅见此一例。但若将各地账簿中银兑钱、洋兑钱、洋兑银这三种价格整理成数据库,就可以考察银两、洋银、制钱在不同时空的出现频次、兑换价格的变动。4.提取与核算价格信息确认文书的生产与流转过程以及度量衡、货币兑换关系之后,便可对账簿中的商品价格记录进行编码和录入了。账簿中每一笔交易的完整格式是“往来户+往来性质+商品名+数量+单价+总价”。单价和总价,往往只记其一;更多时候,簿主不记录价格,而只在年终,报告核算结果。如有商品数量,总价除以数量得到单价,此时总价和单价都是直接的价格记录。而根据往来户这一年全部商品往来的总核算结果,用已知价格信息推算被省略的商品价格,则属于间接的价格记录。开展基于民间账簿的量化研究,最大困难就在于簿主会省略那些在他看来不重要、无变动的、不影响年终核算的商品价格。在《石仓文书》第5辑中,出现大米时,有直接价格记录的比率为8.34%,洋价4.18%,肉价8.65%,糖和盐价约15%。只有建立价格数据库,才能根据直接的价格记录,反复核算每一户的账目,间接了解商品价格,进而掌握簿主因默认而省略的价格信息。换言之,建立价格数据库的过程,也是利用价格信息对账簿中每一往来户账目进行核算的过程。而每一户账目的核算,构成对账簿整体进行核算,考察手工作坊经营利润率,研究地方市场和农家经营的可靠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史料与方法存在一个相互匹配的问题。使用新方法后,新史料和旧史料或许都会展现不同于以往的面向;同时,新史料本身的特点又会激发新方法的出现。因此,面对倚重民间文书这类新史料是否会流于“碎片化”的争论,更重要的或许是发掘新史料的特质,以及采用适合的方法。通过准确释读价格和数量信息,精确掌握当地不同度量衡及货币单位的兑换关系,就可以尝试建设统一格式的民间文书物价数据库。量化历史数据库的研究,面临区域社会史和量化经济史这两个学科方法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区域社会史强调地方性的知识,反对简单粗暴地从民间文书中抽取变量,进行脱离地方历史情境的量化分析;另一方面,量化经济史强调国家制度和统一市场对地方社会的巨大影响,不赞成缺少理论对话、停留于“碎片化”的研究。因此,本文提出的民间文书价格数据库,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以府县为单位,以几处资料数量大、匹配性好的家族文书为基础,先行建立具有明确地方性的价格数据库。建立价格数据库之后,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者而言,在解读民间文书中的任何价格信息时,将会多一个参考指南。价格信息不仅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地方史研究者判断文书的大致时间段;更能帮助地方史研究者对账簿整体记录的商店经营和家计生活进行整体的核算。这就为区域史研究者增加了有力的工具。对量化经济史研究者而言,建立基于府县的价格数据库之后,不仅可以与官方价格体系进行对照,更可以真实估算民间的商品与劳务价格,计算若干府县的长时段价格指数,并可对实际工资进行估算,这样能推进对18-19世纪生活水平的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物价》 网址: http://www.zgwjzz.cn/qikandaodu/2021/0209/3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