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石仓文书的清代物价数据库建设(3)

对政府而言,无论是赋税计征还是粮价奏报,均以银两为基准单位。乾隆时期及之前,银钱比价一直稳定在一两银兑1000文制钱。但从嘉庆时期开始,银钱比价大幅波动。银钱兑换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单一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的波动,因此以银计价会低估民间真实米价的波动率。这进一步说明了建立民间以钱计米价数据库的必要性。

对东南沿海地区民众而言,自清中期以来就习惯用外国洋银。在浙南和福建的民间文书中,除了官府纳税以及土地交易用到银两,大额交易均使用洋银(元),小额交易则使用制钱。土地价格则混用制钱、银两和洋银三种货币。在《石仓契约》中的阙翰鹤账簿中,除了记录洋银和制钱的兑换比例,甚至还记录了其过手洋银上既有的戳记详情,以及自己新盖戳的情况。④曹树基、蒋勤、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5辑第6册,第77-115页。

因此,“银钱比价”并非只是银两和制钱的兑换关系,而是银两、洋银和制钱的两两兑换关系。石仓文书中洋银和制钱间的兑换记录最多。《石仓契约》(第5辑)共出现“洋”字4379次,其中“人洋”730次、“洋银”398次,“英洋”225次、“银洋”97次,其余以“洋”字出现。 洋和钱的兑换价格记录则有183次。相比之下,“米”字3596次,价格记录300次左右;“肉”字1388次,价格记录120次左右。可见,除了钱之外,洋银是账簿记载中最重要的内容。

除了频繁出现,洋银问题之所以重要,还有第二个原因。石仓洋银兑制钱价格的相对变动与外部市场银钱比价基本同步,但其绝对值则较杭州的比价高11.5%。咸丰二年,参加武乡试的阙翰鹤记录道:“家内洋价一千六百四十文,杭州洋价一千四百七十文。”⑤曹树基、蒋勤、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5辑第4册,第239页。比较两地洋价的记录仅见此一例。但若将各地账簿中银兑钱、洋兑钱、洋兑银这三种价格整理成数据库,就可以考察银两、洋银、制钱在不同时空的出现频次、兑换价格的变动。

4.提取与核算价格信息

确认文书的生产与流转过程以及度量衡、货币兑换关系之后,便可对账簿中的商品价格记录进行编码和录入了。

账簿中每一笔交易的完整格式是“往来户+往来性质+商品名+数量+单价+总价”。单价和总价,往往只记其一;更多时候,簿主不记录价格,而只在年终,报告核算结果。如有商品数量,总价除以数量得到单价,此时总价和单价都是直接的价格记录。而根据往来户这一年全部商品往来的总核算结果,用已知价格信息推算被省略的商品价格,则属于间接的价格记录。开展基于民间账簿的量化研究,最大困难就在于簿主会省略那些在他看来不重要、无变动的、不影响年终核算的商品价格。在《石仓文书》第5辑中,出现大米时,有直接价格记录的比率为8.34%,洋价4.18%,肉价8.65%,糖和盐价约15%。

只有建立价格数据库,才能根据直接的价格记录,反复核算每一户的账目,间接了解商品价格,进而掌握簿主因默认而省略的价格信息。换言之,建立价格数据库的过程,也是利用价格信息对账簿中每一往来户账目进行核算的过程。而每一户账目的核算,构成对账簿整体进行核算,考察手工作坊经营利润率,研究地方市场和农家经营的可靠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史料与方法存在一个相互匹配的问题。使用新方法后,新史料和旧史料或许都会展现不同于以往的面向;同时,新史料本身的特点又会激发新方法的出现。因此,面对倚重民间文书这类新史料是否会流于“碎片化”的争论,更重要的或许是发掘新史料的特质,以及采用适合的方法。通过准确释读价格和数量信息,精确掌握当地不同度量衡及货币单位的兑换关系,就可以尝试建设统一格式的民间文书物价数据库。

量化历史数据库的研究,面临区域社会史和量化经济史这两个学科方法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区域社会史强调地方性的知识,反对简单粗暴地从民间文书中抽取变量,进行脱离地方历史情境的量化分析;另一方面,量化经济史强调国家制度和统一市场对地方社会的巨大影响,不赞成缺少理论对话、停留于“碎片化”的研究。因此,本文提出的民间文书价格数据库,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以府县为单位,以几处资料数量大、匹配性好的家族文书为基础,先行建立具有明确地方性的价格数据库。

建立价格数据库之后,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者而言,在解读民间文书中的任何价格信息时,将会多一个参考指南。价格信息不仅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地方史研究者判断文书的大致时间段;更能帮助地方史研究者对账簿整体记录的商店经营和家计生活进行整体的核算。这就为区域史研究者增加了有力的工具。对量化经济史研究者而言,建立基于府县的价格数据库之后,不仅可以与官方价格体系进行对照,更可以真实估算民间的商品与劳务价格,计算若干府县的长时段价格指数,并可对实际工资进行估算,这样能推进对18-19世纪生活水平的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物价》 网址: http://www.zgwjzz.cn/qikandaodu/2021/0209/3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