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川蜀地区铁钱的演变探析 ——兼论交子“(3)

以粮价为例，有关北宋初年川蜀地区米价的记载，韩琦说：“公尝以蜀地素狭，游手者众，事宁之后，生齿日繁，稍遇水旱则民必艰食，时米斗直钱三十六”[8]，这段记载时间应为张咏第二次出任益州知州之间，即咸平六年（1103年）到景德三年（1006年），准确的来说应当把时间界定到景德二年（1005年）以后。因为在川蜀地区一斗米计36文，这36文不可能是小铁钱，只能是景德大钱。按照景德大钱与小铁钱的比值，可推算出当时一斗米值小铁钱360文。从米价的计价上来看，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作为计价的货币铁钱，已开始发生变化，即小钱向景德大钱转化。其后关于川蜀地区的粮价的再次记载，要到仁宗时期了，至和五年（1054年），赵抃上奏：“每斗直大钱二百直一百三四十文以下”[9]9。这时期的米价已是景德年间的4到5倍了，可见铁钱的购买力下降了很多。按照货币理论，这里的大钱应是指每贯重12斤10两的祥符大铁钱，同时可以看到官府在计米价时，用的已经是大钱了。熙宁初年，吕海和刘述奉朝廷诏令到四川均定职田，“遂计实直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百有二十”[3]4143，这里的一百二十应是以祥符大钱计价，因为这时期的小钱已经退出流通领域了。一般来说，米价是稻谷价的两倍，那么四川当时的米价应是二百四十文左右，这里的米价也是指祥符大钱而言的。熙宁九年（1076年），周尹向朝廷汇报川蜀地区的盐价，“日近成都府路盐价涌贵，每斤二百五十文足，更值丰岁，以二斗米只换一斤盐”[10]6517，按此推算，这时成都府的米价每斗应为125文。熙宁十年，吕陶言：“米每石一贯二三百文”[11]5，因此每斗应是一百二三十文左右。通过上述粮价案例的引用，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以铁钱做为计价标准的米价时常波动，第二，自从大钱出现以后，官府在计米价的时候，均用大钱计，说明此时小钱正在或者已经退出流通领域。

再以绢价为例。宋代川蜀地区绢价的记载，最早见于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3]4378，为此，赵安易建议铸造以一当十的大铁钱。这里的二万是指宋初每贯6.5斤的小铁钱。宋初的绢价一般是罗价的一半左右，因此，此时的绢价应是每匹值一万左右。景德二年（1105年）根据范镇《东斋记事》记载，当时每匹绢是三百文，这里的三百文很明显是以景德大钱来标价的，换算成小铁钱则是3000文。天圣五年（1027年）益州知州薛奎说：“诸州军监盐酒场务并是衙前公认买扑勾当，其年额钱内有分数折变送纳细绢，每匹六千五百”[11]6810，这里的折算价是以小铁钱来计价的，且铁钱出现了购买力下降的情况。庆历六年（1046年）以前，年代距离不远，“银一两，细绢一匹，折钱九百至一千二百”[7]3827，此时绢是以一当十的大钱来计价的。庆历六年五月，“下三司议，以为银、细、绢直视旧虽增至三千以上”[7]3827，这里的三千仍是指的大铁钱，可见绢价回升。之所以认为上述两则材料绢的计价用的是大铁钱，不外乎有两点原因：第一，若以小钱计，绢的实际价格与所计价格明显不符，第二，至和元年（1054年）赵抃向朝廷上奏称：“近岁米贱每斗只直大钱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一下，官绢每匹直大钱三贯以上”[9]9，说明绢价在三贯时，价值较低廉且赵抃明确说值大钱。熙宁十年（1077年）吕陶言：“二年以来，川中现钱绝少，物价减半，银每两、绢每匹各值一贯四五百文”[12]15，又有《长编》载：“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7]7325，元祐年间，“蜀中比年……绢一匹乃为钱千四五百”[12]278，崇宁三年（1104年），“绢……每匹止折一贯二百文”[11]4150。上述部分材料说明在神宗以后，绢价均用每贯重12斤10两的祥符大铁钱计。

关于北宋银价的记载，根据现有史料列出以下几条例子，来看计价铁钱的变化。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益州知州薛奎说：“今缘益州街市银两见卖小铁钱二十文千足”[11]6810，也就是二万小铁钱，这时银价还是以每贯重6.5斤的小铁钱计，到康定元年（1040年）时，宋政府明文规定：“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3]4473，按大钱一当小钱十来计算，此时的二千明显是大铁钱，并且此时的大铁钱应当是每贯重12斤10两的祥符大铁钱。熙宁十年（1077年），吕陶在陈述免役法的弊端时，指出熙宁八年（1075年），川蜀地区官府规定的银价是每两折铁钱两贯三百文，而当时的市场价格则是每两折一贯六百文。到熙宁九年（1106年），官价则为每两折钱二贯二百文，市场价为每两折价一贯四百文。到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11]4150。这说明当时用大钱来计价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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