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川蜀地区铁钱的演变探析 ——兼论交子“(2)

关于铁的价格，相关史料记载较少，只能通过现有资料来进行估算，按熙宁时期每斤铁值20文铜钱计算，六斤半合130文，铁钱的金属价值和铜钱的金属价值比例约是7.69比1，再加上铸铁钱需要的碳和人工、粮食等费用，基本上是符合10比1的，铁钱的货币价值和铜钱的货币价值比例基本吻合。但是宋政府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川蜀地区行用铁钱并适合大宗和长途的商品贸易。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说：“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3]4378，这里的钱即小铁钱，按小铁钱每贯重6.5斤计算，则20贯重130斤，让一个青壮年携带如此重的铁钱也是殊为不易，遑论老幼妇孺了。因此赵安易上书请铸以一当十的大铁钱，并且制定了铁钱的模板，但是并未被采纳。

景德二年（1005年），益州知州张咏携同谢涛铸造大铁钱，称“景德元宝”，该钱币直径约为3.3cm到3.4cm，每贯重25斤8两，其与铜钱的货币价值比例是10比1，与小铁钱的比例是1比10，按照这个比例小铁钱与铜钱的比值应为100比1，但实际上小铁钱与铜钱的比例还是按照10比1施行，因此币制极其混乱。宋政府为了解决因小铁钱轻贱带来商品经济活动不便的问题，铸造大铁钱，但是对大铁钱的币制的实施却带有“货币名目论”的思想，任意规定铁钱重量，而未考虑到大铁钱在流通过程中带来地诸如“私铸”等问题。景德元宝大铁钱的金属价值与名义价值差别较大，铁钱每贯的重量由65斤下降到25斤左右，其铁量减少了40斤，“以铁重，民多熔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值二千”[7]1865，通过计算可知，每斤铁值大铁钱40文，又因为大铁钱与铜钱的比值是1：1，所以合铜钱四十文，这样每贯铁钱政府盈利了1600文铜钱，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在惊人利润驱使下，大铁钱也出现了严重的私铸现象，一些民户将每贯重6.5斤的小铁钱融化，铸造成质量不一的景德大铁钱。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益州知州凌策提出减轻铁钱的重量，毁钱销熔的利润就会减少的建议。因此按照景德的铁钱币制，朝廷铸造了质量减轻的大钱。“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于是诏减景德之制，其见使旧钱仍用如故”[7]1866，凌策看到了钱的金属重量过高或过低带来的弊端，但是他从铁钱金属重量减轻、熔者利润降低，推导出要减轻景德大钱的重量，很明显他并未认识到铁钱的金属价值和名义价值不符是导致铁钱被熔化的根源，同时他错误地认为当时熔化的是景德大钱，实际上熔化销毁的只能是每贯重6.5斤的小铁钱，因为景德大钱的金属价值与名义价值差别太大，其间利润丰厚。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理论经济人”的这个观点，即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理性地，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断不可能去熔化景德大铁钱。祥符七年（1014年）铸造的铁钱，称为“祥符铁钱”，该铁钱直径2.6cm到3.5cm，每贯重12斤10两，也是以一当十的大铁钱。祥符大钱比景德大钱的金属重量减轻了一半左右，而与景德大钱的名义价值相同，因此景德大钱不可避免地也会被熔化铸成祥符大钱，从中获取更高的“铸币税”。按照当时的铁价每斤40文来计算，景德大钱熔化成祥符大钱后，每贯的利润应在480文左右。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小铁钱到景德大钱再到祥符大铁钱的变换，每贯钱利润增加了2080文；第二，由于景德大铁钱的两种价值不符，因此它转化成祥符大钱，这期间尽管名义价值没有发生改变，但金属价值在减轻，而且越来越趋近小铁钱的金属重量。

由此，可以单纯的得出当金属货币的金属价值与名义价值不符的时候，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金属价值与名义价值会越来越趋近的结论。通过对小铁钱、景德大铁钱、祥符铁钱的两种价值属性的讨论，可以看出，小铁钱和景德大钱必然要被销毁，进而退出流通领域。

2 北宋川蜀地区物品计价方式的变化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因而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5]47。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金、银两种货币，实际上这段论述同样也适合上述讨论的小铁钱和大铁钱。下面来看下北宋川蜀地区部分物品的计价方式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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