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储券兑换率的物价影响效应：基于反事实(5)

图4 真实上海与“假设兰州”物价指数变化比较图

可见，假设1945年9月兰州采取货币兑换政策，用其他城市拟合所形成的“假设兰州”，并没有出现物价快速增长趋势，与真实上海物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再次证明中储券兑换的确是影响上海物价快速上涨的原因。

（四）史料支撑

除了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还需要从史料为上述“反事实”分析提供论据支撑，避免只重视纯粹的计量而忽视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抗战胜利之后，全国无论是收复区还是大后方，都出现物价普遍下跌的现象。在中储券兑换政策出台前后，包括企业和民众在内的各微观经济主体都非常关注兑换比率。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大后方众多城市物价急剧下降，据伍启元的研究，他认为由于市场心理好转，物价普遍暴跌，尤其是昆明物价下跌程度最为猛烈，比如从8月15日至9月10日，布匹平均跌价75%～80%，百货平均下跌65%～75%，中米价格由每公石5.4万元跌至2.7万元。同样，在上海也出现物价快速回落现象，以粳米为例，1945年8月上海“常河机”粳米每石中储券1 500 000元，到9月下跌到法币3 725元，合中储券745 000元，下跌幅度达到50%。

由于200∶1的兑换比率，导致以上海为代表的收复区物价显得格外低廉，众多物品成为投机、抢购和囤积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上海物资供给紧张，供需矛盾愈加尖锐，物价经历短暂回落后立即调头上涨。以重庆与上海物价对比为例，两地米、面粉、棉花和煤四种民生物品价格变化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转引自《金融周刊》1946年第7卷第20/21期，13至14页的“金融统计：重庆上海主要物价比较表格”）?

从表3看到，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四种主要民生物品价格远远低于重庆，比如8月15日上海大米价格仅相当于重庆的50%。到了9月份，上海米价更是下跌到仅相当于重庆的20%左右，下跌幅度尤为惊人。但是在中储券兑换期间，上海物价增长速度逐渐超过重庆，到1946年5月，大米价格已经涨至重庆的2倍。同样，其他物品比价也呈相似变化，比如两地煤价，8月15日重庆与上海煤价之比为3∶1，而到了次年5月，该比值变成将近1∶4。上海物价“逆转”原因很多，但中储券不合理的兑换比率实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著名金融史专家洪葭管也认为，人为压低的比率除了掠夺收复区民众财富之外，显然是“把法币在收复区的购买力抬得远比大后方高，从而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华中地区的物价高涨”[16]。

收复区民众不仅没有感受到胜利和复员的喜悦，反而怨声载道，以至于收复区流传一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17]。大后方资金流向收复区，投机盛行，物价上涨。上海民众称从大后方来的投机者为“重庆客”，报纸都有类似讽刺“重庆客”的诗歌，比如“重庆客，像蝗虫，从天空飞到地上，一手拿着法币，一手拿着命令，双手放在背后，说话望着天空：‘便宜，便宜！’，买走了一切物品，带来了荒淫和饥饿”[18]。这首诗歌通俗易懂，能够真实反映中储券兑换之后大后方和收复区物价差异造成的后果和心态。

结 论

中储券兑换政策是抗战胜利之后非常重要的一项经济政策，采取何种兑换比率，对于收复区的民众心理安抚以及经济恢复都具有重要意义。民众企盼抗战胜利，但当1945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兑换比率时，人为故意压低中储券币值，不仅使收复区民众财富严重缩水，社会心理落差极大，而且还造成收复区与大后方物价巨大差异，为投机者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间。两地不同物价水平，后方城市游资大量涌向上海购买物资，促使上海物价在短暂的回落之后疯狂上涨。

通过“反事实”分析，我们可以验证一种假设：如果没有如此之低的兑换比率，上海物价在1945年8月已经开始下跌的基础上，会进一步向下回落。即使是全国物价普遍上涨，上海物价增速应该也会远低于现实中的速度。这说明，极其不合理的兑换政策，不仅丧失人心，更为控制通货膨胀增加了难度，也为后期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二）[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0：381.

[2]国内经济统计[J].中央银行月报，1946（2）：98.

[3]处理伪币与安定光复区金融问题[J].金融周报，1945，13（6）：10.

[4]刘维开，陈红民，吴翎君，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5卷·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33.

文章来源：《中国物价》 网址: http://www.zgwjzz.cn/qikandaodu/2021/0128/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