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储券兑换率的物价影响效应：基于反事实(4)

图1 中储券兑换政策前上海物价指数真实值与假设值比较图

从图1中看到，从1940年1月至1945年8月，真实上海与模型构成的“假设上海”物价指数曲线之间基本能够重合，误差比较小，也即说明上海在抗战胜利之前的物价趋势可以由上述5个城市较好地拟合。

（二）样本外预测

根据表2和式4进行样本外预测，即预测1945年9月至次年5月上海物价变化情况，得到未受中储券兑换政策影响的“反事实”或“假设”值。中储券兑换政策实施之后的上海真实物价指数与“假设”物价指数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中储券兑换政策后真实上海与“假设上海”物价变化比较图

从图2可见，中储券兑换政策实施之后，真实上海与“假设上海”物价指数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前者数据远高于后者。这意味着如果没有200∶1的中储券兑换比率，上海真实零售物价指数应该处于“假设上海”的水平，即图2中的虚线位置。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说明人为过分低估中储券的币值、采取不合理的兑换比率让物价偏离了它本来应该所处的较低水平。

（三）稳健性检验

在建立“反事实”分析模型之后，还需要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上海物价指数的快速上涨是否真的由中储券兑换比率而引起。回答该问题，需要对上述实证分析做出稳健性检验，即论证“反事实”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目前，很多学者在验证“反事实”分析的稳健性方面，都利用安慰剂检验方法（Placebo Test）。为了严谨起见，本文采用两种方式检验稳健性，分别从时空两个维度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第一维度是时点，第二维度是控制组，据此对两者进行论述。

1.中储券兑换时点变化。在此，借鉴谭娜等研究上海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方法，本文也采用时点变化方法[14]，即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比如假设中储券兑换时间提前一年实施，即1944年9月，从而兑换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段为1940年1月至1944年8月，而政策实施之后时间段是1944年9月至1946年5月，按照新时间点重新进行“反事实”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储券兑换之前，上海总体物价水平高于大后方地区，但两者间基本保持同向增长趋势，即同时呈现加速增长状态。而兑换之后，两者间增长速度出现较大差异。在进行安慰剂检验之后，如果在新的任意时间点上，上海物价指数与“假设上海”物价增长也出现显著差异，则认为“反事实”分析并不支持中储券兑换政策导致上海物价剧烈上涨这一论点。

同样，按照前文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重新拟合“假设上海”的物价情况，时间点选择为1944年8月。由于样本容量发生变化，需要重新选择控制组城市，由于桂林和重庆不再显著，因而舍掉，只选择兰州、贵阳和西安三个城市的物价指数，再重新拟合成“假设上海”，新的控制组拟合优度高达0.991，拟合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安慰剂检验下中储券兑换前、后真实上海与“假设上海”物价指数变化

图3（左）中，是实施安慰剂检验后的拟合情况，拟合效果很好。图3（右）是新的预测，其中9月份有一条竖直参照线。显然看到在1944年9月到1945年8月间，上海真实物价低于假设值。在此期间随便选择一个时点，两者增长速度并无显著差异，都基本保持同样的趋势方向，即同保持上升或下跌，两者间的差距并不明显。而在9月之后，虚线明显落后于实线，两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变化方向呈相反趋势，出现严重背离，差异明显。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随意选择一个时间点，假设在该时点实施中储券兑换政策，上海物价变化与假设中是一样的，没有出现过大变化。只有从1945年9月开始（即真正的中储券兑换时间），上海物价指数才开始非常显著地快速增长，为论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控制组城市的变化。除了时点变化，我们还要考虑控制组中城市的变化。借鉴Abadie（2010）提出的排列检验方法（Permutation Test）[15]，从控制组中随机选择一个城市，假设它在抗战后实行了货币兑换政策，对它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拟合，并估计在假设情况下产生的效应。最后将上海真实效应与按照该方法随机选择产生的效应进行比较，如果两者差异足够明显，则认为上海真实效应具有可信度，也即中储券兑换政策引致物价上涨是显著的。

将大后方10个城市分别重新进行安慰剂试验，其效应与上海都具有显著差异。限于篇幅，仅以离上海最远的兰州为例，假设发生货币兑换的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兰州（当然，也可以选择任意其他大后方城市）。然后，比较战后真实上海与“假设兰州”的物价指数，结果如图4。

文章来源：《中国物价》 网址: http://www.zgwjzz.cn/qikandaodu/2021/0128/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