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工部所涉物料会有衙署与定价整理暨工(5)

又，据明代官方文献记录，物料“会有”的种种恶性状况，起码早在正德十六年（1521 年）前后已经成了被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嘉靖皇帝于当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即位大赦天下诏》中，甚至更有明言：“两京各监、局等衙门，近年额外增添器物，如龙船、战车、神像、店房等项，数多，管事人员乘机作弊，将物料、工作任情冒派，侵克害民。今后除旧额器物、房屋，应修理、成造者，俱照《会典》所载旧定数目，从实会计。除本衙门，并各库会有外，会无者，量为从省派办，不许隐匿冒滥，改旧添新，并招买、那借，贻害小民，违者治罪”（皇明诏制[M]．革·卷7，《正德年》，明嘉靖刻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A01230，18 叶背）。由此也可以说，中央营造机构取用的、通过国家正派征稽入库的收储物料，即“会有”，实际体现了封建统治集团理想中廉取而爱民的，经济乃至治理上的所谓“善性”信念。就所谓古典的“宏大叙事”角度论，苟非如此，则不单逻辑上将被现世的律条、罚则调整，同时也意味着对奉天而承运的法统秩序的藐视。果然，时隔不久，到了正德十六年（1521 年）十二月壬辰，工部覆总督粮储工部尚书李充嗣所条议“恤民穷事”时，对此亦做了明确呼应：“请行内府各该监、局，凡有岁派、额派物料，务查弘治年间以前旧例，不许将新增之数一概混派。如物料见有存积，俱要作为会有，不许派出。如果缺乏，量行坐派。本部仍查先年旧例，议拟上请。违者听科道官参奏”（张溶等编．明世宗实录[M]．卷9．影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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